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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以“科学家精神”引领做人做事做学问

  • 时间:202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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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宣传部
  • 来源:中国科学报

导读: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科学家精神”引领做人做事做学问,在逆境中坚守信念,在浮躁中保持专注,以爱国之情、创新之志、求实之风、奉献之德、协同之力、育人之心,聚焦应用技术领域,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许职力量。

今天的诺奖得主亲证:科学界,你的“第一学历”不重要

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5时45分许,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日本科学家北川进(Susumu Kitagawa)、澳大利亚科学家理查德·罗布森(Richard Robson)和美籍约旦科学家奥马尔·亚吉(Omar M.Yaghi)获奖,以表彰他们“开发了金属有机框架(MOF)”。

北川进(Susumu Kitagawa)、理查德·罗布森(Richard Robson)和奥马尔·亚吉(Omar M.Yaghi)(从左至右)

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海纳·林克表示,MOF具有巨大潜力,为定制具有新功能的材料带来以前无法预见的机会。

“祝贺奥马尔·亚吉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终于可以给他一个诺奖专用车位了!”当晚,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世贤在科学网直播间笑言。

值得称道的是,三位得主之一的亚吉教授并非起步于名校,而是从一所社区学院开启学业,凭借非凡的毅力与智慧,最终获得诺贝尔奖。今年,恰逢他提出以MOF为代表的“网格化学”概念30周年。

亚吉在实验室大门上贴了便签纸,意为“如果你读到这里,MOF是很棒的”。周子晖/摄

微观世界“搭积木”

《中国科学报》:你对3位科学家获得今年诺贝尔化学奖有何感受?

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李巧伟:我是亚吉教授的博士生,于2004年至2010年在他的课题组学习。今年是他开创的以MOF为代表的“网格化学”领域30周年。我认为,今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这3位教授是实至名归的。

北川进教授是MOF领域非常著名的学者。他的贡献是将“配位聚合物”提升到“多孔配位聚合物”的概念,最早通过高压气体吸附实验证明了这类材料具有让分子进入的孔道,是证明其多孔性的第一步。

罗布森教授最重要的贡献是将晶体化学“顶点与边”的基本几何原理引入了框架材料的研究。这为框架带来了“设计感”,让我们能够通过选择特定的“顶点”和“边”,来预测和构建目标拓扑结构,为MOF的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林世贤:得知亚吉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时,我和同事们就在讨论他什么时候会拿诺贝尔奖,伯克利校园什么时候会给他增加车位。

伯克利校园建在半山坡上,空间非常有限,校内停车位极其紧张。学校有个特别关怀政策:诺贝尔奖得主可以把车直接开到学校里面,表示一种尊重。其他师生只能把车停在校外停车场,再步行爬山到学校。这个小小的福利成了学校里的一桩美谈。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副教授董金桥:3位得主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材料构筑方法,利用金属离子与有机配体的自组装过程,构建出结构高度可控的晶态多孔材料。这种材料体系兼具无机材料的稳定性与有机材料的可设计性,突破了传统材料在结构调控和功能实现方面的局限,开辟了多孔材料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科学报》:应当如何通俗地理解MOF这一概念?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张翼: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广义上的MOF是一种被称为“普鲁士蓝”的染料,它非常稳定。但问题在于,像普鲁士蓝这样极其稳定的框架材料,往往缺乏我们所需要的催化活性。我们可以把MOF想象成微观世界的“搭积木”:一个金属离子作为核心,周围通过配位键连接上各种有机配体,从而搭建出各种各样、形状各异的框架结构。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姜雪峰:我们在化工领域模仿自然界,用有机配体与金属配位,像“搭乐高”一样搭建出笼子、框架、正四面体等不同结构,这就是MOF。

MOF本质上是化学领域的“限域工具”。“限域”意味着把分子限制在特定范围里,分子的电子跃迁、轨道排布、催化特征等都不同于宏观体系,从而带来很多新规律。

已有商业应用

《中国科学报》:MOF的应用价值和前景如何?

董金桥:由于具有可调节的孔隙结构和高度有序的晶体排列,MOF材料展现出极高的应用潜力。例如,在气体吸附领域,MOF可用于选择性吸附工业煤气中的氮气、二氧化碳等目标分子,表现出优异的分离与纯化性能。在催化领域,通过将有机催化剂固定于MOF的孔腔结构中,不仅可实现立体选择性和限域效应,还能有效防止催化剂失活,显著提高催化效率与循环使用次数,从而降低整体生产成本。

目前,部分MOF材料已在商业领域实现初步应用,特别是在气体储存与分离方面展现出广阔前景。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本的持续优化,MOF材料将在更多行业实现规模化应用,释放其在能源、环境、医药等关键领域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期待MOF未来成为推动新材料变革的重要力量。

林世贤:在高校和科研机构,MOF材料被广泛研究,我相信诺贝尔奖的授予会极大激发商业转化热情,为这种框架材料找到改变我们生命健康的创新应用。

姜雪峰:MOF凭借多孔结构,在气体分离、检测、催化及药物缓释等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其“积木式”笼状结构在工业复杂环境下易塌陷,稳定性仍是产业化的主要瓶颈。此次诺贝尔奖既是对3位奠基者贡献的肯定,也寄托了对开发更稳定、廉价、适用性强的MOF材料的期待,未来有望开启更多应用可能。

《中国科学报》:应当如何看待MOF在储氢方面的应用潜力?

李巧伟:大约20年前,曾有人提出用MOF储氢。研究发现,在低温高压下,MOF具有可观的储氢吸附量。如今,其能实现的储氢量越来越多,所需条件(如温度)越来越接近常温,正慢慢靠近商业化的目标。对于利用MOF再结合其他材料的优点实现储氢,我持乐观态度。

“是里程碑,而非‘巅峰’”

《中国科学报》:一个领域获得诺贝尔奖,是否意味着它已经到达了巅峰?这对领域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张翼: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可以用超分子化学来类比,它在1987年首次获奖之后,2016年再次获奖。诺贝尔奖不是终点,而更像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这个领域的成熟与巨大潜力,并会激励更多人才和资源涌入,推动它走向新的高峰。当然,这最终也取决于该领域未来的实际应用突破。

董金桥:诺贝尔奖的光环将进一步激发全球科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与投入,推动MOF从结构构筑向功能应用加速转化。事实上,诺贝尔奖往往并非某一研究方向的终点,而是新阶段的起点。拿我自己来说,我目前正致力于柔性MOF的研究,相关工作已初步证实金属-多肽框架(MPFs)在生物医药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未来有望在靶向药物递送、生物传感、抗菌与组织修复等方向发挥重要作用。

姜雪峰:诺贝尔奖并非科学终点,而是新起点。MOF的可能组合无穷,但真正有价值的有限。正如生命筛选出关键蛋白,我们期待人工智能(AI)与化学结合,加速筛选高效稳定的MOF材料,攻克其应用瓶颈。

“英雄不问出处”

《中国科学报》:从这次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身上,你认为科学家成功的“道”是什么?

李巧伟:亚吉教授出生在约旦,在美国从一所社区学院开始他的学业,并非起步于名牌院校,之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就读本科,他的博士学位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获得。他富有远见,早年即提出框架化学构想,并敏锐投身多孔材料领域。他大力支持学生创新,共价有机框架(COF)的开创性研究便始于让学生自由探索,经他推动发展为重要方向。

张翼:坚持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你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结果、甚至感到迷茫的时候,坚持就显得无比重要。我常对学生和同事说,我们学化学的人可能没有数学、物理领域的天才们那么聪明,但我们拥有坚持的毅力。

另外,这次获奖也让我深感“英雄不问出处”。一方面,科研人员不要因为起点低而自我设限;另一方面,建议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不要过于看重科研人员的“第一学历”或出身。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科学洞察力、创造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

姜雪峰: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我觉得是“好玩”。科学家起步时往往带有一定“功利性”——为解决某个问题而研究。但真正深入之后,需放下功利,回归好奇与热爱。MOF结构千变万化,有如中国结、圆环、方笼等形态,搭建它们本身就像玩乐高,充满乐趣。

科学探索中,大多数尝试未必如愿,但正是在不断试错中,我们接近未知、解决真问题。让青少年因“好玩”而选择科学,在探索中理解自然规律、克服对未知的恐惧,进而以认知反哺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对科技工作者来说,终极状态就是在好玩中创造“有用”,用“有用”解决人类问题。

林世贤:对于MOF的成功,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简洁之美”——材料的合成路径非常简洁、材料本身的化学结构体现简洁之美,科学家做研究的心态很简洁。简洁之美的科学,一句话或一个眼神就能让人听懂、看明白,这很重要。正所谓“大道至简”,或许我们每位科研工作者都应该思考,怎么做更简洁的科学。

《中国科学报》:亚吉教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李巧伟:我6年的学习生涯中,研究工作大多围绕兴趣展开,他不会指定一个必须达成的应用目标。这让我们能以探索的好奇心去工作。其实,我前三四年的成果并不突出,但我并没有感受到急于发表论文的压力,这让我能以更好的心态深耕课题,挖掘其真正的科学内涵。

毕业之后,我们仍保持着良好的师生互动,我经常邀请他来复旦大学做讲座,我们也会及时沟通科研进展。他是一位真正将科学研究置于至高地位、人格魅力令人敬佩的老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周子晖:我是亚吉教授的博士生,现在在他课题组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他事无巨细地关心学生,不管是新生还是即将找工作的毕业生,如果我们想找他一对一讨论,给他发个邮件,基本上一周内就能见面沟通。

只要他在学校,基本上是我们组第一个到的。他不吃午饭,从早晨8点到下午4点左右,一整天都泡在实验室里。

林世贤:亚吉教授经历传奇,极具感染力。听说他15岁才移民美国,从零学英语。他树立了一个强大的科学家典型——通过努力实现科研理想,重塑自己的命运。后来,我还了解到,他因童年缺水经历,执着于研发从空气中取水的MOF材料。他将个人梦想融入科研,彰显了科学背后深刻的人文价值,这令人震撼。

“一个也没预测到,但他们的获奖实至名归。”

“一个也没预测到,但他们的获奖实至名归。”

Fred Ramsdell(左)、Mary Brunkow(中)和 Shimon Sakaguchi。图片来源:F. Ramsdell, 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 Michaela Rihova/CTK Photo/Alamy

10月6日下午,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后,《中国科学报》直播间一时间被“爆冷”的气氛笼罩。但很快,几位解读嘉宾都认可,这项揭秘免疫平衡机制的研究值得一个诺奖,“只是时间问题”。

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科学家玛丽·E·布伦科(Mary E. Brunkow)、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和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他们“因其在外周免疫耐受领域的发现而获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位获奖的科学家在获得诺奖之前都是科学道路上默默无闻的耕耘者:玛丽·E·布伦科在作出重要发现时还只是一位“普通的研究员”,一直专注于寻找致病基因或靶点;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开放、热情,哪怕只是得到一个好的数据也会跑去庆祝;坂口志文当年的研究在最开始不被主流认可,甚至被认为是“伪科学”,一度找不到正式教职。

有意外、诧异,但也“实至名归”

《中国科学报》:刚刚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玛丽·E·布伦科(Mary E. Brunkow)等三位科学家。对于这个结果,你有什么感想?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调节性T细胞研究组组长周旭宇:很意外。因为在2017年,这个领域已经获得过一个与诺奖级别相当的“克拉夫特奖”,该奖同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学界通常认为,获得此奖后再度获得诺奖的机会不大。当时获奖的科学家就包括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和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所以大家认为不太会再获诺奖。

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胡志远:我在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博士毕业以后,去了美国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 ISB),和玛丽 做了同事。玛丽得奖让我喜出望外。

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祁海:实至名归,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只是时间问题。尽管此前业内有不少人预测,今年的奖项可能会更偏向于临床医学方向,毕竟这一领域的突破往往与具体疾病治疗直接相关。但坂口志文等人的发现,其深远影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机制探索。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黄波:得知这次诺奖的结果,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贡献最大应该是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这也是圈内的共识。

《中国科学报》:大家可能会诧异,布伦科为什么会获奖,而且排在第一顺位?

胡志远:玛丽很擅长于计算,而ISB也正是以计算“起家”,在遗传数据、软件工程和计算资源方面投入巨大。从她的获奖词可以看出,主要是基于她在2001年发表在《自然-遗传学》的一篇研究,在这篇论文中她发现了突变小鼠的致病基因(Foxp3),这个基因点位对于Treg是非常重要的,它在Treg的故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曾默默无闻、兼职做科研

《中国科学报》:你跟几位获奖者是否有过交集?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周旭宇:我跟弗雷德和坂口志文交集较多,有合作,也有竞争。比如,我在美国做研究时,与弗雷德的实验室有直接的合作,我们最早用的Foxp3抗体和认证试剂就是从与弗雷德实验室的合作中获取的。我们与坂口志文更多是“对手”竞争关系。在投稿过程中,他经常是我们的审稿人,他是个非常严肃、严格的科学家,对论文质量要求极高。

《中国科学报》:几位获奖者身上,有什么特质特别吸引你?

祁海:坂口志文是一位典型的日本科学家,他谦逊、话不多,但内心极为坚定,甚至有些固执。他当年的研究,在最开始是不被主流认可的。他甚至一度找不到正式的教职工作。但他笃信自己追寻的答案是存在的,无论外界如何质疑,他都心无旁骛地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这提醒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重要的科学发现,往往在诞生之初会被视为异端,或被认为没什么意思,不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质疑,忍受长期的冷遇与否定。

黄波:在过往的线下学术活动中,我和坂口志文有过不止一次的交流。今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免疫学大会,我俩都做了报告,并且住在同一个宾馆里。

参加学术会议时,坂口志文总是和他的夫人在一起,他还会向别人很客气地介绍他的夫人,能感觉到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坂口志文的酒量不是特别大,他的学生爱帮他挡酒。

周旭宇:弗雷德和坂口志文两人给人的感觉完全是“一正一反”。坂口志文是一位非常低调、严谨的日本科学家,而弗雷德则是一位非常开放、热情的美国人。

坂口志文最让人敬佩的是对科研的坚持。在调节性T细胞概念提出之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免疫学界曾有一个很热的概念叫“抑制性T细胞”,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概念基本上被否定,甚至被认为是“伪科学”。 在当时几乎没人再相信抑制性T细胞的科研环境下,坂口志文还能坚持做相关研究,这份定力非常难得。

坂口志文在1995年那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中,发现了CD25可以作为关键表面标志来分离调节性T细胞,但投稿过程并不顺利,最终发表在《免疫学杂志》(影响因子五六分左右)。以今天的标准,这项成果的首次发表,或许会显得“平淡无奇”,但他坚持了下去。

特别是,坂口志文早期在日本时处境艰难,没有自己的实验室,还是一名需要一半时间看病人的临床医生,只能兼职做科研。他的成果在初期不被认可,即使在那篇里程碑论文发表后,仍备受质疑,直到Foxp3基因被弗雷德鉴定出来,并与调节性T细胞联系起来后,大家才慢慢接受。这中间的挫折非常大,我非常敬佩他。他平时看起来就是个非常普通的人,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文章质量高,重复性非常好,展现了科学家最基本的态度。

《中国科学报》:弗雷德呢?他是一个怎样的科学家?

周旭宇:弗雷德则完全不同。他性格很阳光,是个典型的美国科学家。我印象中,当他得到一个好的数据,比如鉴定出Foxp3时,他会非常高兴地跑去庆祝,我几次和他接触都是在学术会议间隙或者酒吧里。他和我的导师Jeff Bluestone关系也很好,后来他们还共同创立了Sonoma Bio公司,致力于利用Treg细胞开发下一代自身免疫病疗法。

《中国科学报》:很多人对玛丽·E·布伦科不很了解。在你的印象中,她是怎样的一位科学家?

胡志远:我相信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没怎么听说过她。首先,她不是在一个很热门的领域的“大PI”;其次,玛丽的确是非常低调的一位科学家,除了研究方向上的同行对她有所了解之外,可以说是一直默默无闻。

玛丽当时在ISB和我一样,只是ISB一两百位“普通的研究员”中的一员,大家都是自己申请课题、找基金项目,努力在自己兴趣领域开展一些研究方向。她在ISB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寻找一些疾病的致病基因,后续的一些研究也在找其他的靶标。

发现免疫系统的“刹车装置”,编辑一度拒稿

《中国科学报》:请你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今年的获奖成果到底解决了什么核心科学问题?

北京大学药学院客座教授、科普作家李治中:这项诺奖成果的核心是发现并且研究了免疫系统的负向调节剂,或者叫做免疫系统的“保安”——调节性T细胞(Treg),这些细胞能阻止免疫细胞攻击我们自身。

在我们的免疫系统中,免疫系统一旦识别到一些抗原就会进行攻击,正常情况下这些抗原来自细菌、病毒等外来病原体。但问题在于,免疫系统有时候难免会识别到来自我们身体里面的抗原。而Treg细胞的作用是阻止人体的免疫细胞——尤其是T细胞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就是免疫系统能够维持对自身抗原的耐受性。

在这三位科学家的研究之前,大家认为免疫耐受仅是通过在胸腺中清除潜在有害的免疫细胞(这一过程称为中枢耐受)而形成的。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并不是所有细胞在胸腺里面都能被剔掉,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没有在胸腺里被剔除掉,但又能够识别自身抗原或者被激活的细胞,到了人体的外周免疫系统为什么没有被攻击?

1995年,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通过动物实验有了一个重要发现: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小鼠,通过移植正常小鼠的细胞能够控制它体内过于活跃的T细胞。这项发现揭示,免疫系统更为复杂,移植进去的正常T细胞里含有一些有抑制作用的T细胞,这类细胞保护身体免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侵害,后来这些T细胞亚群被命名为调节性T细胞(Treg)。

2001年,玛丽·布伦科和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做出了另一个关键发现。他们揭示了某种特定小鼠品系为何特别容易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原因。他们发现这些小鼠的一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他们将该基因命名为Foxp3。他们还证明了人类对应基因的突变会导致一种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中国科学报》:这项突破对于这个领域而言,重要性在哪里?

祁海:1995年,坂口团队在《免疫学》上发表了那篇里程碑式的论文,首次发现了表面分子CD25可作为调节性T细胞(Treg)的关键标志物。当时,CD25并非Treg细胞独有,其他免疫细胞也表达它,因此其重要性并未被立即洞悉。但坂口团队敏锐地抓住了它。

正是这个“不完美”的标志物,成为了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它让全世界的科学家第一次能够真正分离、富集并研究这群神秘的细胞。你可以进行功能实验,可以做细胞回输,可以验证它们的抑制能力。如果没有这个突破,整个外周耐受领域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久。

目前,这一基础发现已催生了全球超过250项临床试验。在癌症治疗中,科学家试图抑制或清除Treg细胞,以解除免疫系统的“刹车”;而在自身免疫病和器官移植中,则希望增强Treg细胞的功能,以重建免疫耐受。

《中国科学报》:坂口志文的文章发表起初受到过质疑,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黄波:1995年,坂口志文就发现了调节性T细胞。他认为,这群细胞具有抑制免疫的功能,但是当他投稿给《免疫学杂志》 (这其实是当时最主流的免疫学专业期刊)时,起初这篇文章被编辑拒稿了。这位编辑自己也是一名免疫学家,他让学生在实验室里重复了坂口志文的实验,发现实验结果可以重复,于是邀请他再次投稿,这篇文章最终得以问世。

应用前景广阔,获奖对科研启发良多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这项成果获奖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

威立(Wiley)高级编辑主任雷蕾:这项工作本身具有非凡的科学意义,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生命基本规律的理解,更为一型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等众多病因未明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解释和潜在的治疗靶点。

李治中: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和清晰的一个逻辑,让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平衡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我们身体里面真的是天然地进化出了维持平衡的一个状态。这种平衡观对公众理解免疫系统具有重要启示——人体好不容易才进化出了这种平衡,让免疫系统的反应不要那么高的,所以不要盲目追求提高免疫力。

黄波:重点在于观念的转变。以往大家认为,T细胞就是发挥免疫效应功能,如攻击病毒感染的细胞,或者是杀伤肿瘤细胞。但是因这个发现,认识到T细胞也会发挥抑制免疫的功效,这就如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的阴阳平衡一样,我们机体整个的免疫系统也需要平衡。

《中国科学报》:Treg相关研究尚未在临床应用上有太多展现,你对此怎么看?

雷蕾:目前基于Treg的疗法尚未大规模应用于临床,这恰恰体现了诺贝尔奖的前瞻性。诺奖委员会并非只奖励已落地的应用,而是更看重科学发现的潜力。像mRNA疫苗、CRISPR基因编辑、2021年关于温度与触觉感受器的发现等这些最初源于基础探索的研究,如今都展现出巨大的临床价值。

另外,这一获奖成果还展现了生命科学的系统性与交叉性。从坂口志文在动物模型中鉴定出Treg细胞,到其他两位科学家通过遗传学手段发现其核心调控基因Foxp3,研究跨越了免疫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多个领域。

李治中:虽然这项发现尚未直接转化为临床应用,但Treg细胞在肿瘤免疫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中都有广阔的前景。

一项重大发现从诞生到获得认可,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这项研究从发现到获得诺奖认可,历经了30多年,基础研究需要耐心和坚持。

周旭宇:调节性T细胞的应用面其实非常广。比如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詹姆斯·P.艾利森的CTLA-4(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疗法,其作用机制之一,就是降低肿瘤微环境或全身的调节性 T 细胞数量,解除免疫抑制,让免疫系统攻击肿瘤,这就和Treg的调控有关。同时,国内现在临床应用较多的低剂量白介素-2疗法,其科学基础也在于通过调节Treg的数量和活性,平衡免疫反应——这些都是已经落地或在推进的应用。

《中国科学报》:这三位获奖者的故事,对当下的科学研究、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有哪些启发?

周旭宇:我感触特别深的是,要敢于面对挑战。我初到美国时,我的导师告诉我“Dare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敢于做你想做的事)。对于许多亚裔学生而言,我们可能有时缺乏面对挑战的勇气。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勇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那些既定的条条框框、那些我们称之为“定论”或“教条”的东西。它们不一定总是对的,也许你的下一步发现,就能让你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今年这几位获奖者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雷蕾:三位获奖者尤其坂口志文在科研道路上的勇气非凡。当他最初投身调节性T细胞研究时,这几乎是一个无人理解、无人看好的冷门领域。但他却敢于追问那些在当时看来“笨拙”甚至“不合时宜”的问题。这种在孤寂中坚守的勇气,正是科学突破最珍贵的火种。

今天的诺奖故事,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平衡”的深刻寓言,免疫系统在攻击与耐受之间维持精妙的动态平衡。科研人生何尝不是如此?科学工作者同样需要在逆境中坚守信念,在浮躁中保持专注,在目标与现实、理想与妥协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作为编辑,这次诺奖提醒我们,审稿时不仅要评估研究的即时影响力,更要判断其长远潜力。Wiley旗下的学术平台,应当主动打破学科壁垒,构建知识网络,促进跨领域对话。无论是诺奖的评选,还是期刊的选稿,都应以更开放、更综合的视野,回应超越单一学科的全球性挑战。

科学是一场有序的接力。免疫领域已不是第一次获得诺奖,我想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每一代的科学家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我们希望通过Wiley Advanced系列旗舰期刊,持续搭建全球科学交流的桥梁。Wiley设立了年度“新锐科学家奖”,希望能发现并培育中国科学界的新生力量,为他们提供成长的土壤与展示的舞台。

师徒三人拿下诺奖!但是,好像给得“有点早”?

在量子力学诞生百年的2025年,这个领域又添了新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5时45分许,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美国科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米歇尔·德沃雷特(Michel Devoret)和约翰·马丁尼斯(John Martinis)获奖,以表彰他们“发现了电路中的宏观量子力学隧穿效应和能量量子化”。

“我完全惊呆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拿到诺贝尔奖。”当克拉克得知自己获奖时,大吃一惊。

1984年和1985年,克拉克带着他的博士后德沃雷特和学生马丁尼斯,对由超导体构建的电子电路做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了量子世界不仅存在于微观世界,它的奇异特性还可以在像手掌那么大的宏观系统中具象体现出来。

40年后的今天,作为曾经的团队负责人,克拉克强调,这一发现离不开他的两位团队成员的贡献。他感慨说:“原则上我当然算是团队的负责人,但他们的贡献确实是巨大的。”

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主席奥勒·埃里克森(Olle Eriksson)表示:“能够庆祝百年历史的量子力学不断带来新的惊喜,这真是太棒了。量子力学也是极其有用的,因为它是所有数字技术的基础。”

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米歇尔·德沃雷特(Michel Devoret)、约翰·马丁尼斯(John Martinis)(从左至右)

虽然时隔40年,但“奖项似乎给得有点早”

《中国科学报》:时隔三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再次颁给了量子力学领域,你对此有何感想?

梁文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我没想到宏观量子效应和能量量子化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仔细去想,它们确实是比较基础的概念,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很合适,只不过,目前这两个概念在应用领域并没有实现革命性的爆发,奖项似乎给得有点早,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郭国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这次物理学奖颁给这三位科学家,首先我觉得是比较大胆,毕竟量子计算的超导路线目前还并未完全走通或一定成功;其次,我认为这代表了西方科学界对量子计算的一种鼓励的态度,这是一种导向。

某从事超导量子计算研究、要求匿名的科学家:纯粹个人看法,我认为是早了。我认为等超导量子计算机真正落地实现的那天再颁发给他们,可能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一旦真正实现了超导量子计算机,它将直接改变人类处理信息的格局。

但这其实也正是我想要呼吁的,我特别担心诺奖颁发给超导量子计算的开创者之后,大家会认为超导量子计算机会马上实现,更担心别有用心者会过度炒作甚至消费量子计算机,这对我们真正做超导量子计算的人而言,是一种伤害。

李晓鹏(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颁奖前我也在想,这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大概率会颁给量子领域的科学家,因为今年刚好是现代量子力学诞生100周年。我并没有想到是这三位科学家,但他们绝对是实至名归的。我作为量子领域从业的科研人员,心情肯定非常激动,也很受鼓舞。

李亮(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宏观量子力学隧穿效应和能量量子化虽然是相对小众的领域,但是它至少属于物理学。因此,听到物理学奖颁发给这个领域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物理学奖终于“回归正常”了。

诺奖评选近两年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可能是诺奖评奖委员会“与时俱进”的结果。今年它一方面强调基础的前沿理论,同时又密切联系实际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诺奖评委会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为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科学报》:能否通俗地介绍一下“宏观量子力学隧穿效应和能量量子化”是什么意思?这个研究有什么“用处”?

梁文杰:“量子隧穿效应”通俗一点讲就是崂山道士念个咒语,然后穿到墙的另一边了,这是量子力学的基本特点。在量子力学中,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在空间上是弥散的,碰上一个势垒时,它有一部分几率是在这儿,有一部分的几率直接跨过去了,势垒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涉及的“宏观量子隧穿”,就是说隧穿效应达到了可以宏观观测的程度,即毫米级甚至更大尺度上。我们身边常见的宏观量子效应就是超导体。

“能量量子化”是指能量只能按一份一份地变化。就像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经典条件下想调大流速,就把水龙头开大;但如果是量子化的,比方说水流只能从每秒流1立方到2立方、3立方,但要想调到1.5立方就做不到了。这几位诺奖得主发现宏观电路也存在量子化行为,可以借此进行精准的能量和信息传输和校准。

传统发现的量子隧穿效应都是在非常小的体系下,本次授奖的工作证明量子隧穿也可以出现在拿在手里的器件里,且发现了其中的能量量子化效应,这一效应有可能成为未来电路的基础,即电子电路不再只依靠数电子电量控制信息,而是宏量的电子相位相干调控来控制信息,这可能是他们(诺奖委员会)看重的。

李晓鹏:这三位科学家和20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位科学家研究的领域很不一样。量子力学最初是为了解释原子、电子等非常微观的粒子行为。2022年,三位科学家正是因为在单光子尺度上验证了量子纠缠现象而获奖。今年的三位得主,则是在宏观器件中发现了量子力学隧穿和能量量子化。

在此之前,科学家并不知道在宏观的人造器件中是否能够观测到量子现象,但他们通过设计超导电路系统,成功观测到了量子力学效应,颠覆了以往的认知。这个发现也为后面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谷歌现在推动的超导量子计算路线正是源于此。

李亮:隧穿效应、能级量子化都是量子力学领域非常基本的物理概念,同时,它又和下一代量子技术密切相关,量子比特、量子计算、量子传感、量子密码等技术都从此概念出发,离开能级的量子化,所有这些量子电路的功能都无法实现。

匿名科学家:在量子力学领域,有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量子力学在宏观体系中是不是适用?他们40年前的这项实验,正是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宏观体系一样满足量子力学规律。他们在电路中把温度、噪声等干扰降低到极低水平,证明了宏观体系中存在相同的量子效应,这直接催生了超导量子计算整个方向的发展。总结来说,一是它有很深的物理思想,就是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二是它促进了超导量子计算的诞生和发展。

不会因为一次诺奖就一定“前景光明”

《中国科学报》:此次量子力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会对量子力学及相关领域未来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我国在此方面的布局如何?

匿名科学家:三位开创者虽然开辟了超导量子计算这条路线,但同时指出了这其中的难点:如何把宏观量子体系的噪声、温度等各种干扰因素降到单量子水平,尤其是在到了一定规模之后,这背后的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是极其复杂和有难度的。所以,我希望这次诺奖之后,大家对量子计算机的研发还是要保持耐心,这个领域并不会因为颁发了诺奖就一定前景光明、一帆风顺。

罗卫东(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今年的诺奖能给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研究的超导约瑟夫森结中展现出的宏观量子性质,包括量子隧穿和量子化能级。这是我们发展下一代量子技术的基础,我个人认为这是建造未来量子计算机最重要的技术路线。我想,这对我国量子计算的发展具有鼓励和推动的作用。

李晓鹏:目前,量子计算开始从实验室走向应用,我们也在关注量子计算是否可以在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上展现出应用优势,但具体落地应用还需要时间。不过,现在确实是量子科技发展的大时代,诺贝尔奖只是一个方面,接下来肯定会引发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推动量子计算从基础科学向应用发展。

梁文杰:现在主流的量子计算的几条路径,包括超导量子计算、光量子计算、冷原子量子计算,以及硅自旋量子计算等,最接近工程化的可能就是超导量子计算。目前国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领导的团队贡献很大,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等诸多单位也都在这个方面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中国的量子计算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力。

荣誉不只归于“大佬”

《中国科学报》:你跟几位获奖者是否有过交集?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罗卫东:这三位获奖人里,最年长的是约翰·克拉克教授,他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大概20多年前,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读博士时,在物理系楼里经常能碰到他。他个人特征还挺明显的,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个笑眯眯的高个子老头。

匿名科学家:现在美国做量子计算的人中,许多都是克拉克的“徒子徒孙”。克拉克很有大科学家的风范,我记得有次开会遇到他,他的学生们把他围在中间,热火朝天地讨论量子计算相关问题。

我印象中,德沃雷特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记得一次在日本开会,他做完报告后我上前去找他请教几个学术问题,德沃雷特非常严谨,认真地问我问的是什么,然后才条分缕析地答复我。马丁尼斯是非常活跃且思路开阔的人,关于他的“江湖传说”有很多。

郭国平:我们课题组没有跟这三位科学家合作过,但早年间在几次会议上跟他们都遇到过,尤其是马丁尼斯,他应该也是最知名的,当年谷歌量子计算机的打造,他功不可没。马丁尼斯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纯粹的一位科学家,特别是他非常专注于技术细节,对技术追求非常高,而且总能一点一点往前做。

李晓鹏:我在一些会议上和马丁尼斯打过交道,一起喝过酒也聊过天。在我看来,马丁尼斯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式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非常有热情,也很随和,很愿意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探讨科学问题。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2018年,我们聊了未来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方向。这一年刚好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马丁尼斯领导团队开发了72量子比特的新量子处理器Bristlecone。这项工作使得超导量子比特的错误率降到了量子纠错的阈值,意味着未来有可能做成超导量子计算机。当时,马丁尼斯对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发展表示了巨大的信心。回过头来看,超导量子计算的发展趋势和他当时的预测一致。如去年12月,谷歌发布了最新量子芯片Willow,不过马丁尼斯已经离开谷歌了。

梁文杰:我觉得非常鼓舞人的是,克拉克带着学生和博士后拿到了今年的物理学奖。我的印象里,这样的师生组合获诺奖的比较少,这也鼓励了所有年轻的老师和学生们,荣誉并不都只归于“大佬”,他们三位在该成果中的贡献都得到了认可。

《中国科学报》:此次诺奖的颁发,对我们有何启发?

郭国平:作为从业者,只觉得肩上的压力更大了、担子更重了。

李晓鹏:我认为,国内的量子科技,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讯和量子精密测量,已经发展到了跟国外同一水平。但同时也需要承认,我国在基础科学创新、人才积累方面,与美国仍有一定差距。

罗卫东:今年这个诺奖是属于凝聚态物理领域。凝聚态物理领域的科研大部分都是相对小团队的,一个导师带着几个学生、博后干。很多时候小的科研团队自由探索型的研究,也能够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梁文杰:我觉得每个年轻科研人员还是要找到让自己一谈起来两眼发光的领域,不必在意这个领域是否能得到诺贝尔奖,关于在于你是否感兴趣并且认为这个工作特别重要,值得花一辈子去追求。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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